为了确保企业安全复工复产,健康证明目前或许有存在必要,但必须进行规范

根据中央部署,全国不少地方在严抓疫情防控的基础上,正逐步开展复工复产。“新华视点”记者接到一些群众和企业反映,返程上班和恢复生产,在办理相关证明过程中遭遇不少形式主义的烦恼(2月25日《新华每日电讯》)。

从记者调查看,务工者办证时遭遇“踢皮球”、陷入“死循环”,即使经过多个环节也办不到一张健康证明,还有社区在办证时搭车收费被查处。这种现象的出现,不仅增加了群众的麻烦和办证成本,而且一定程度上也增加了相互感染、传播疫情的风险。

2019年7月,美团、中华少年儿童慈善救助基金会9958儿童紧急救助中心联合发起“袋鼠宝贝公益计划”,为外卖骑手的子女提供大病、意外伤害等公益帮扶。据悉,该计划同时面向其他即时配送平台,满足医疗条件、家庭经济条件以及活跃骑手身份三项条件,可以提出申请。

2019年,北京市朝阳区发布全国首个青年之家·美团外卖骑手服务菜单,将覆盖朝阳43个街乡的“社区青年汇”与35个美团城市配送站结对共建,组织“与骑手一起过大年”“骑士子女集体生日”“迎冬奥冰雪体验之旅”等专场活动170余场,帮助骑手融入城市。

2019年国庆游行时,有1000名“快递小哥”受邀参与,还有多名“快递小哥”在现场观礼。常凯有幸在现场观礼,当看到包含“快递小哥”元素的群众游行方阵走来,他感慨终生难忘。

一年多前,常凯来到北京成为外卖骑手,刚开始跑单时,人生地不熟,他不敢抢单。现在了解每栋楼电梯有多快的他,跑起单来游刃有余。

当然,也有地方通过信息化解决复工前的办证问题。比如由河南省卫健委开发的健康证明申报查询系统于2月21日上线运行,返岗人员进行网上申报、由基层医疗机构出具集体返岗复工人员健康申报证明,实现一人一证,健康返岗。那么,用工单位就可以直接查询。

在常凯看来,各行各业优秀的青年很多,自己能拿到奖,“是对群体的认可,不能骄傲,继续努力,做好自己该做的事情”。

城市社区带着温度接纳

常凯平常工作中最满足的则是餐品送达时,收到对方一句“谢谢”。他在网上看过要不要向“快递小哥”说“谢谢”的讨论,在他看来,不应道德绑架别人,但客户如果出于本能说出感谢,是一种对自己服务的认可。

2019年9月,常凯作为北京市先锋志愿者,应清华大学团委邀请参加交流活动,这也是他第一次走进清华大学。他表示,“让更多的人认识骑手不只是配送人员,能做更多的事情。”

最近,王秉生被公司授予“正能量达达骑士”荣誉称号,并获得公益项目的奖金。该公司负责人说,这也是鼓励越来越多的骑手勇于成为“城市新担当”。

“小巷管家”服务基层治理

曾在北京当兵8年的王秉生,现是达达快送的骑手。回忆起不久前救人的场景,他说,看见有人倒地,自己学过简单的包扎和心肺复苏,啥也没来得及想,只觉得该伸手帮忙。

有研究者将“快递小哥”群体称为城市的“蜂鸟”,身穿醒目颜色的工作服,像蜂鸟快速拍打翅膀一样,努力地“悬浮”于城市和农村之间。

1月2日,北京望京,外卖骑手常凯在配送外卖订单。实习生 安铎/摄

2019年12月8日,2019年“北京青年榜样·时代楷模”年度人物揭晓,获“志愿先锋”殊荣之一的常凯是美团外卖配送员。1993年出生的他发了一条朋友圈——“作为新时代的新青年,继续保持榜样的力量”。

刚刚过去的2019年,正能量“骑士”还有很多:在厦门,苏圣财配送途中英勇救火;在西安,刘志凯帮焦急的家属寻回失联老人;在南宁,消防栓水管破裂,李寿辉跳井关阀门;在宿迁,周振用8分钟将异物卡喉、呼吸困难的小男孩送往医院……

常凯认为,“小巷管家”和外卖骑手的日常习惯、工作状态有关,“算是举手之劳吧”,比如“看到三五辆单车倒了,就扶起来,做不了的再通过平台反映”。

《报告》显示,70.86%的“快递小哥”选择了“我喜欢北京”,关注北京变化的占69.04%,认同自己为北京发展作贡献的占63.94%。与“快递小哥”“渴望融入”相对应的则是“难以融入”,仅48.23%的“快递小哥”同意“我觉得北京人愿意接受我成为其中一员”。

另一方面,防疫证明领域缺乏法律规范。在疫情期间,谁有权索要防疫证明,谁有资格开这类证明以及这类证明怎么开,似乎都缺乏法律规范,这也是近来出现防疫证明乱象的原因之一。对此,传染病防治法没有明确规定,而国境卫生检疫法只简单提到健康证明。

截至2019年10月,已有1132名美团骑手加入“小巷管家”队伍,通过公众号有效反馈环境问题1382件。

事实上,成千上万的配送“快递小哥”,在走街串巷时,经常默默地为他们所在的城市作着贡献。团北京市委近日发布的《北京市”快递小哥”群体调查报告》(以下简称《报告》)显示,有超过六成的被调查“快递小哥”表示,在送外卖或者快递的过程中帮过他人。除了捎带手助人为乐外,越来越多的“快递小哥”以新市民的姿态融入城市,甚至成为城市基层治理的积极参与者。

为了确保企业安全复工复产,健康证明目前或许有存在必要,但必须进行规范,既不能折腾务工者,也不能让办证者推诿,更不允许随意索证。如果用人单位、社区管理者等每天严格落实体温监测等疫情防控措施,其实是没有必要再向务工者索要健康证明的。

举手之劳的小善成城市正能量

从表面上看,某些基层组织向务工者索要相关证明是出于防疫需要,可以压实属地防控责任,防止疫情传播,一旦出现问题也便于溯源。但实际上,这是一种形式主义,只是做表面文章,真实防疫效果很可疑,比如有的证明开了也没人看,白白折腾务工者、办证者。

他赞同“志愿者的微笑是北京最好的名片”,期望更多人参与志愿服务,“不管是本地人还是外地人,能为城市文明建设贡献一份力量,是在生活中应该做到的事情”。

在“快递小哥”最熟悉的城市社区,越来越多的市民带着温度接纳“快递小哥”。曾获北京快递职业技能大赛一等奖的中国邮政速递的快递员康智,有一次难忘的配送经历。康智上楼时接到母亲的电话,由于抱着包裹,就让母亲挂断,手机被他放进口袋。包裹送到客户老人家后,老太太给康智拿橘子吃。母亲并没有挂断电话,全听到了,“我妈说,还有人送你橘子,我说是,人挺好的”。

楼宇和街头巷尾间穿梭忙碌着的“快递小哥”早已不只是运输、配送人员。《报告》显示,10.93%受访的“快递小哥”参与过社会公益活动,在给警察提供可疑人员信息、调解邻里关系方面,也发挥过积极作用。

2017年,他开始成为一名外卖骑手。起初,送单靠导航,找地方费劲;如今,他也常常为人指路,“就停下耽误几分钟,没问题”。

在“快递小哥”最熟悉的城市社区,对他们的接纳正在徐徐展开。

仅用两年时间,从一线“单王”成长为美团公司“城市经理”的左申平也觉得,“快递小哥”职业现在慢慢得到了大家的尊重。

他很看重自己这份骑手的工作,“多跑多挣钱,就一直干这个,”他感到“很充实、知足”。

尤其是,此次疫情把基层信息化滞后的问题充分暴露出来。某些方面索要的证明,只能由物业公司、居委会、村委会等基层组织来出具,但基层组织由于缺乏信息化管理和共享思维,既不了解居民的相关信息,也不完全掌握居民自身情况,自然不愿出具证明。

疫情期间之所以出现“索证多”与“办证难”,根本原因在于两点:一方面,相关机构和部门不善于利于技术手段。在之前精简证明过程中,很多地方提出“数据多跑路,群众少跑腿”,实践证明效果很好。但此次疫情期间,数据却没有代替群众跑路,可见一些地方数据共享做的还远远不够。

有医生不久前无奈吐槽:“企业老总,我们开不了没有新冠病毒的员工健康证明!”据悉,哪怕是非疫情时期,开具健康证明也有限定条件,何况是疫情期间。这说明疫情期间如何开具健康证明等,亟待法律法规规范,以便让劳动者、用工单位、医院等明明白白规范操作。

一手抓防疫一手抓复工,既是中央部署也是现实需要。目前各地企业复工复产情况总体较好,但部分务工者返岗前,有关方面需要出行证明、健康证明,务工者遭遇“办证难”。同时,部分企业复工过程中也遭遇某些环节索要多种证明,影响复工效果。

滥索各种防疫证明,成为企业复工复产的拦路虎之一。因为企业复工离不开员工,但一些员工返岗前却被各种证明阻拦。而企业复工也需要各个环节通畅,但一些地方在企业复工前向企业索要介绍信、城际通行证、工人健康证等多种证明,无疑拖累了企业复工的脚步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