咳嗽声此起彼伏,孙贺看见整条走廊全是人,从护士站漫到楼梯口。有人坐在轮椅上,盖着棉被。他听到有人一直叫喊,不懂方言,但能听明白,是要床位。

“他们很害怕,我也很害怕。”他做了4年护士,没见过那样的场面。

这是他到武汉的第四天,2020年2月4日,晚上10点。他值班的4小时内,这层病房收进31个新冠肺炎患者,主要是中老年人。

几位在场者都回忆,曹彬那次讲得很严肃,数次提到“死亡”。“他那种状态,让我觉得(情况)挺严重的。”孙贺说。

过去在内分泌科病房,孙贺几乎没做过这些事。他不常“吸痰”、设置呼吸机参数,没清理过化疗常用的“PICC(经外周静脉穿刺中心静脉置管)”,也没接触过治疗艾滋病的药物。常规的采血变困难了,手套戴太厚,让人没法同时做到扎针、固定、换管,需要两个护士配合。武汉话他听不懂,有天抽血听到患者嘟囔“过早”,他说都快6点了,不早了,再不抽就晚了。后来才知道,“过早”是表达“饿了,想吃早饭”。一起工作的武汉护士交班时叮嘱,抽完血给“自助”打电话。反复交流之后他才明白了,血液样本送实验室,北京叫“物流”,武汉叫“自助”。17床住了一位30多岁的女性,圆脸,齐刘海,总给医患当“武汉话”翻译。一个月磨下来,孙贺“听到音还是对不上汉字,但意思全能明白”。

但孙贺同时认为,新冠病毒再可怕,医务人员多少还能了解一些,患者和家属是茫然的。“没报道出来时,可能还觉得是普通感冒呢,一看报道,得有多无助,生的希望都没了。好不容易能住院,却又见不到家人,没人护理,身边的护士多拿杯水,(帮忙)盖个被子,他们就感觉很好。他们生病着急,我想帮他们,也着急。”

通知强调,要做好《决定》以及相关法律法规的宣传解读,加大普法宣传力度,提高全社会水生野生动物保护意识,强化法治能力和水平。要加强水生野生动物保护知识的宣传普及,引导社会公众树立科学文明的饮食观,摒弃滥食野生动物陋习,彻底铲除野生动物非法交易的生存土壤。要发挥好公众参与和社会监督作用,利用各种举报渠道,主动接受人民群众的监督,推动形成全社会保护水生野生动物的良好氛围。

那天下班时,孙贺“瘫了,不知道怎么干过来的”。他30岁,是中日友好医院护士,支援湖北医疗队成员。他们接管了武汉同济医院中法新城院区C6东区。该院区经过改造后,主要接收新冠肺炎重症、危重症患者,其他楼层“还有协和的、湘雅的、白求恩医院的”。

有位患者,牙刷被患有阿尔茨海默病的80多岁的室友误用了。孙贺说,问你家人要新牙刷。那位患者苦笑,“只能找你们要,我家人不是在住院,就是在隔离”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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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刚开始动不了,说不了话,太可怜了,好了就特别可爱。”随着时间推移,孙贺观察到,很多患者开始好转,撤掉ECMO,摆脱对氧气的依赖,不再咳嗽,肺部CT白色区域缩小,有的顺利出院。

曾经需要孙贺辅助大小便的一位老人,现在一看到他就说:“我已经上完厕所了!”16床一位50多岁的女性,从监护室里出来后,主动说吃了多少、体温多少、小便多少——“精确到毫升数,知道我们要问什么,一点儿麻烦都不想给我们添了”。孙贺对数字敏感,按床号记人,比如“18床旁边那个17床,人特别好”“16床后来出院了”……他能通过“发型”和“衣着”判断病情,有人刚住院时头发乱糟糟,现在梳得挺整齐。还有人衣服和脸都明显干净了,自理能力恢复了。有人帮病友找助眠药物、分享零食。孙贺能听到女病房的聊天声,也在男病房见过有人爬起来打手机游戏。

“他可能看到了生的希望。”杨坤杰推测,她还帮患者剪掉很长的头发,“眼神特别不舍,就知道对生有多渴求”。

相当一部分重症患者,刚入院时几乎失去全部行动能力,在病床上大小便,喝水、吃饭、吃药、翻身都需要辅助。有人完全离不开氧气,有人上了ECMO(人工膜肺),“浑身都是管路”。没有护工、家属,有人来得急,没带生活用品,一只纸杯用到“快碎了”。他们手里只有一个呼叫铃,铃的那头是护士。

夜里,咳嗽声少,走廊里能听到心电监护仪的嘀嘀声和吸氧时的咕嘟声。护士一次值班是4个小时,白班夜班来回倒。孙贺在午夜、清晨、午后的好几个时段,经过武汉的同一条路。进医院后要穿5道门,手套要戴5层(后改为3层),“两层橡胶中间夹着一层吃小龙虾那种(手套)”。隔离衣里穿一件白底蓝花的病号服,脱下来的时候,“不夸张,拧出水”。穿一层鞋套,再穿拖鞋,再穿一层鞋套。护目镜是前面的同事用过的,从消毒液里捞出来。

抵达武汉后,他接受两天培训,怎么消毒、防护、穿隔离衣。迎接山西医疗队到来时,一直驻扎在中法院区的著名医生曹彬讲了话。这是孙贺第一次见到这位中日友好医院副院长、国家卫健委专家组成员,“以前只在医院布告栏里看过,在传说中听过”。

一位93岁的女性患者,女儿住在隔壁床。最初老人情况危急,还总闹小情绪。同事刘小雪说,“孙贺总是哄奶奶开心,每次做治疗特别温柔,奶奶后来特别配合。”这位老人病情好转,能下床溜达,还抱着平板电脑“刷剧”,看完一集让闺女换下一集。有一次她非要孙贺一起吃午饭,还有一次,看他护目镜有水汽,让他摘了,“衣服也脱了”——当然,这些要求只能拒绝。

孙贺此前也只是通过新闻和社交媒体了解新冠肺炎疫情。他知道院里有专家去了武汉,但没听过“人传人”。他见到医院新开了发热门诊和隔离点,但没见过一个真正的确诊者。后来,他知道有医护人员感染。“普通人不太了解防护知识,医护人员感染,说明(病毒)可能超过了我们的防御范围。”

他记得,几天前值班时,一个29岁的女性入院,“腿像饮料瓶那么细”,患有白血病。他特意去病房查看,患者动不了,说不出话,只能用眼神交流。同病房还有一位白血病患者。“我以前没护理过这类病人,他们免疫力特别低,特别容易感染,要特别小心。”孙贺说。事实上,这层楼的患者,不少都有其他疾病。不久前,中日医院医疗队对一位使用ECMO后好转的患者“撤机”,还同时为其做了“介入治疗”。

按照防护规定,房间需要医护人员自己打扫。10平方米不到也要分3个区,进门是污染区,洗手间和过道是半污染区,床附近是清洁区。屋里走一圈,要换3双不同的鞋。离开医院前,医护人员要用酒精直接擦拭面部。有小护士沮丧,“本来皮肤就不好,这下更烂了”,也有人开玩笑,“明明脸特别干,捂了4个小时又捂出油来了”。摘掉手套后,大家会比一比手腕上的勒痕,“看我今天这镯子真霸气,这么粗!”

有一次,医疗队有成员过生日,同事拜托驻地酒店煮一碗长寿面,没想到酒店餐厅自制了奶油蛋糕,“谢谢你们能来”。那之后,酒店餐厅记下了所有在住医护人员的生日,利用有限的材料做蛋糕,外圈的巧克力装饰是手掰的,有的像刀片,有的像石头,边上都放一块牌子“致敬逆行者”。

一对夫妇是互相搀扶着来的。有老人记不住亲属的电话号码,其中一位甚至不知“电话”是什么意思。有人呼吸困难,无法说话,面对医生的问题,缓慢地点头和摇头。发热最高的体温40摄氏度。有人需要马上吸氧。做检查时,每个人要抽七八管血,因为管数多、针头细,抽到最后血液容易凝住,要找别处的血管再扎一次。

《公告》称, 原定于3月下旬举行的天津市2020年高职升本科文化考试、春季高考(面向中职毕业生)考试及英语口语测试、春季高考(面向普通高中毕业生)职业技能考试、春季高考美术类专业考试,均予以推迟举行。

截至目前,中日友好医院负责的中法院区C6东区共有3名新冠肺炎患者病亡。孙贺站在了他曾经最不想靠近的、离死亡很近的病床边。

“怎么可能!”“带那个有啥用?”还有人说,回到酒店,敷面膜的力气都没有了。

他是家里的独生子。2019年,母亲得了场大病,他用掉了加班积攒出来的所有假期,回老家陪护。“从那之后,患者和家属的心情,我全都明白了。”

熟练以后,孙贺15分钟就能完成防护流程。交接班之前,他会先把堆放在两间屋里的6袋医疗垃圾丢掉。

“谁带化妆品了!”有女生在工作群发问。

孙贺的同事杨坤杰记得,有位患者总会悄悄给医护人员拍照,“记下我们忙碌时候的样子”。后来她们加了微信,患者发来很多照片。每一次到她床旁,这位阿姨都会叮嘱一遍,“保护好自己”。

孙贺听同事讲,有一次,某患者呼吸机上条管路意外脱落,患者呼吸道分泌物液体、大量气溶胶都喷到护士的身上。“插管的暴露风险真的很大,护士要参与,还要做所有的善后。”

《公告》提到,原定于3月中旬举行的天津市2020年艺术体育类高级中等学校招生报名工作、2020年艺术体育类高级中等学校招生专业考试工作,均予以推迟举行。

这一层重症病区投入使用之初,药品来得很慢,针头等耗材没有计数,第一例患者出院时,大家都是懵的,不知道怎么办“出院手续”。截至3月3日,已经有29名患者出院。咳嗽声几乎消失了,吸氧的咕嘟声也少了很多。空床出现了,孙贺和同事值班时,有时间坐下来休息一会儿。整个医护团队目前没有一人感染。孙贺坚持着每天繁琐的消毒和防护程序,“都这会儿了,一松懈前面全白费”。

当初在医院选科室,他选了内分泌科,因为“怕压抑,受不了生离死别”,工作以来“还没‘送走’过一个”。到武汉后,有一天他值班,一位男性患者想喝酸奶,打电话张罗家人送来,请医务人员帮忙接收。“沟通了好几次,把东西给他送进病房,输液时我看着也挺好的。”孙贺再来上班时,那位男士不见了。

天津教育招生考试院网站截图

不值班的时候,他和同事去送物资,为医疗队写日志。有时他买鸭脖分给同事吃,不久前,他还策划了护士长的生日聚会。

很多人想家了。同事们录个“疫情结束你想干什么”的视频,有人录着录着就开始哭,回到驻地还在哭。也有人计算归期。孙贺想家里两只猫,想看动漫,想把早就混乱的作息时间调整过来,好好睡一觉。他原本打算2020年到武汉看樱花、吃热干面,“行动”意外提前,“项目”却全然不同。

还有一位患者,闹着要吃苹果,护士从驻地酒店找到了苹果。有人喊冷,“别的医院都有空调,就你们这儿没有”。孙贺解释,关闭中央空调是防止病毒传播。某患者找不到“记得带了”的八宝粥,对着护士发火,结果护士也火了,“后来(患者)就‘乖’多了”。另一位患者症状稍轻,拒绝和较重的病友住在一间病房,起初就站在门口不肯进去。

站在酒店窗前,能看到长江景色。江边有公园,来武汉20天后,有人想起来提议拍照留念。

“头一天还是一层空房,第二天快满了。”孙贺说,“一天就收了46个,什么场面!”

上了ECMO的一位,原来是护士眼里的“刺儿头”,不配合,说话还难听,故意找麻烦。杨坤杰发现,用了ECMO之后,他态度好多了。护士随口一句“好久没吃馒头”,他就把自己的早餐留下来。

中日友好医院第一次征集队员时,他就报名了,当时他感冒没好,没走成。同学朋友劝他,别去,不缺你一个。姨妈听说外甥要去武汉,电话里声音都变了。一个令人意外的支持者是妈妈:“去吧,只要你想去。”

孙贺刚上班时,曾在重症监护病房轮岗。“做任何事情,患者是没有回应的,不像在这里,你帮他们,他们特别感谢。”

通知要求,各级农业农村(渔业)主管部门要加大执法力度,坚决取缔非法水生野生动物市场,严厉打击水生野生动物非法捕捞贩卖等行为。对于违反《野生动物保护法》非法猎捕、交易、运输、食用水生野生动物的,要按照《决定》要求在现行法律规定基础上加重处罚;同时要强化以案说法,适时公开一批典型案件,提高法律的震慑力。要严把水生野生动物行政许可审批关,从严控制准入门槛,同时按照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的原则,加强事中事后监管,完善相关档案和标识制度,推动水生野生动物动态化、可追溯管理,确保水生野生动物人工繁育等活动依法依规、有序开展。

一位80多岁的老人,刚开始腹泻严重,因为性别差异,拒绝让孙贺为她擦拭大便。“我其实有优势!”身高178厘米的孙贺说,“劲儿大,能帮着翻个身,处理得挺干净的。”